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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携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早有“前科”。2021年，浙江绍兴消费者胡女士以携程采集其个人非必要信息、进行“大数据杀熟”为由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携程赔偿原告订房差价的三倍支付赔偿金，并要求其在App中为原告增加不同意现有“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仍可继续使用的选项，或修订相关协议以去除对用户非必要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内容。

业务狂奔之下，国际OTA平台的商业天性也随之凸显——“强个人信息+强跨境协同”的双重属性使数据合规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用户实名、行程、证件、支付与设备信息高度集中，而跨境机票、境外酒店、海外供应商结算、国际客服与风控模型训练等环节，又常常需要将数据或处理结果传输至境外主体、境外云或境外关联方系统。

例如，2026年1月，上海网信办发布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执法典型案例，其中两起涉及未落实数据跨境安全管理要求。一起为某酒店管理企业向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后，在被告知出境必要性不足的情况下仍未整改，持续违规出境个人信息，被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另一起为某物业管理企业运营的APP在未申报安全评估、未订立标准合同、未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情况下，自行向境外提供包含金融账户等敏感个人信息的用户住宿信息，被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张龑指出，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包括： 一是数据分类分级与出境识别机制的缺位。安全评估的触发以准确识别“哪些数据、多少数量、是否敏感、是否重要数据”为前提；若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数据资产盘点和出境清单管理，就无法判断自身是否触线，“未落实评估”往往正源于此。二是出境合规审计制度的形式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定期开展合规审计与影响评估聚乐游戏官网，通报所称“审计不严”指向这一制度或者未实际运行，或者流于形式、未能识别出境违规。三是“后端处理”环节的合规能力不足，通常意味着数据在采集后的存储、调用、跨境传输等链条上缺乏与前端告知—同意相匹配的技术与管理控制，存在前端合规、后端失控的“两张皮”现象。

“执行方面的缺陷则体现为：告知同意的充分性可能存在不足——虽然对‘履行合同必需’的出境场景是否必须取得‘单独同意’存在解释空间，但至少出境前的特别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应当履行，否则用户无法在知情基础上作出选择；出境前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第五十五条)可能未做或未留痕；以及对境外接收方的处理活动缺乏持续监督和合同约束。”张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