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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携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早有“前科”。2021年，浙江绍兴消费者胡女士以携程采集其个人非必要信息、进行“大数据杀熟”为由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携程赔偿原告订房差价的三倍支付赔偿金，并要求其在App中为原告增加不同意现有“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仍可继续使用的选项，或修订相关协议以去除对用户非必要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内容。

业务狂奔之下，国际OTA平台的商业天性也随之凸显——“强个人信息+强跨境协同”的双重属性使数据合规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用户实名、行程、证件、支付与设备信息高度集中，而跨境机票、境外酒店、海外供应商结算、国际客服与风控模型训练等环节，又常常需要将数据或处理结果传输至境外主体、境外云或境外关联方系统。

例如，2026年1月，上海网信办发布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执法典型案例，其中两起涉及未落实数据跨境安全管理要求。一起为某酒店管理企业向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后银河galaxy娱乐游戏中心，在被告知出境必要性不足的情况下仍未整改，持续违规出境个人信息，被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另一起为某物业管理企业运营的APP在未申报安全评估、未订立标准合同、未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情况下，自行向境外提供包含金融账户等敏感个人信息的用户住宿信息，被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张龑指出，在制度建设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包括： 一是数据分类分级与出境识别机制的缺位。安全评估的触发以准确识别“哪些数据、多少数量、是否敏感、是否重要数据”为前提；若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数据资产盘点和出境清单管理，就无法判断自身是否触线，“未落实评估”往往正源于此。二是出境合规审计制度的形式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定期开展合规审计与影响评估，通报所称“审计不严”指向这一制度或者未实际运行，或者流于形式、未能识别出境违规。三是“后端处理”环节的合规能力不足，通常意味着数据在采集后的存储、调用、跨境传输等链条上缺乏与前端告知—同意相匹配的技术与管理控制，存在前端合规、后端失控的“两张皮”现象。

“执行方面的缺陷则体现为：告知同意的充分性可能存在不足——虽然对‘履行合同必需’的出境场景是否必须取得‘单独同意’存在解释空间，但至少出境前的特别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应当履行，否则用户无法在知情基础上作出选择；出境前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第五十五条)可能未做或未留痕；以及对境外接收方的处理活动缺乏持续监督和合同约束。”张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