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

【简介】
薛福成(1838.4.12-1894.7.21)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
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
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同治六年(1867)中江南乡试副榜。但前此两年﹐已参曾国藩幕﹐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派文人为伍﹐广泛接触洋务﹐关心国家大事﹐锻炼了自己的文章学识﹐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1872年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一度入苏州书局﹐又于光绪元年(1875)上《应诏陈言疏》﹐一举成名﹐随即入洋务派李鸿章幕﹐成为李的主要文案﹐首尾10年。曾于1879年写出著名的《筹洋刍议》﹐主张变法。认为“人人欲济其私”﹐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后任浙江宁绍台道﹐曾在镇海领导击退法舰之战。最后担任出使英﹑法﹑义﹑比等国大臣﹐致力介绍西方科技政俗﹐保护华侨利益﹐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主张变法维新。但回国后尚未到家﹐即病死于上海。
生平
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后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受到强烈震动,决意弃八股试帖之学,而致力研究经世实学,以图报效国家。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同年,薛福成去看望宦游湖南的父亲,适逢薛湘去世,薛福辰、薛福成兄弟二人为处理父亲身后诸事而滞留湖南一年余。十年(1860年),得知太平军已东下苏、常,兄弟二人匆匆赶回,不料全家已外出避难,几经艰辛找寻,终于在苏北宝应东乡找到家人。薛福成继续研读治世之学。
同治四年(1865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沿途张榜招贤,薛福成闻讯后即写下八大对策、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往行辕拜谒曾国藩。曾国藩读罢,击节称叹,深为薛福成所言改科举、裁绿营、师夷法的主张吸引,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后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不时呈上一些改革时弊的策文,颇为曾国藩器重,被保为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并赏加知府衔。
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病死,薛福成去苏州书局任职。光绪元年(1875年),赴部引见,途中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主张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主张科举时应为精通洋务的人特设一科,使奇杰之士辈出;建议通过聘请洋员,派送人员留学,定制铁甲舰来发展海军。薛福成的上书陈言,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即采纳了陈言书中的意见而付诸实施,薛福成名闻朝野。丁宝桢、郭嵩焘等大员纷纷奏保薛福成出任驻外使节之职。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揽入麾下。
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福成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运筹帷幄。次年,在与英国交涉马嘉理案时,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以择要设防、组织团练、广张疑军、以多攻少的策略,应付英军可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李鸿章非常欣赏,命薛福成随行参加与英国公使的谈判,并因其随办洋务出力而奏荐为知府。
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态严重,马上作《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认为如此,“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并向李鸿章献计说,只有告诉赫德,如果他要担任总海防司,就必须放弃总税务司之职,亲自去海滨练兵,这样,赫德必不愿放弃总税务司之职,此事便可作罢。李鸿章觉得十分在理,便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函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依计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终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写下了反映他洋务思想的《筹洋刍议》一书,认为中国已到了非要进行大变法、实行洋务不可的地步了。“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主张发展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并提出了反不平等条约、防日俄入侵、改革关税等主张。薛福成将该书上呈李鸿章,李鸿章大为赞赏,分发官员传读。
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后来,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次年,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发动政变,薛福成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献计,尽快出兵朝鲜拘捕乱党魁首。张树声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迅速平定了朝鲜之乱,使觊觎朝鲜的日本欲趁乱控制朝鲜的阴谋失败。薛福成因功晋升四品道员。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实授浙江宁绍台道,时中法战争爆发,薛福成加强防务,并指挥军民重创犯浙的法国军舰,因功加布政使衔。十二年(1886年)秋,薛福成将自己多年来的文稿整理成《浙东筹防录》,次年初又编成《庸庵文编》四卷。
十四年初(1888年)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进京陛见时,被改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驻欧使节任内,薛福成走访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欧洲的工业发展,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思想也日益改变。他认为西方富强已百倍于中国,中国应不懈地师法西方,建立“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私人公司等,并具体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强”、“选贤能以任庶事”、“造机器以便制造”等二十一条“养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将他在欧洲四年所闻所思详尽地作了日记,后据以编成《出使四国日记》。
使欧期间,薛福成还参与众多具体外交事务,十八年(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此外,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
二十年(1894年),薛福成离任回国。五月二十八日到达上海。因一路辛苦劳累,又染上流行疫病,与六月十九日深夜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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